哈密机场开展供电线路换季工作

2018年10月、2019年1月、2019年4月、2019年7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》（WEO）及其关键预测更新连续4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。

灌水论文发的再多也没用的。2015年到2018年，中国的GDP从68.55万亿元（注：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的调整数据），增长到91.93万亿元（注：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后的调整数据），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了两个百分点左右。

过去这十年，中国经济启动了市场化、法治化、现代化、高质量发展的大转型，但还没有全面转过来。这样的新玩法在中国特别奏效（当然背后也有系统管理能力），就像网红直播、达人种草、KOL、KOC等等特别流行。陈皞说，智能硬件的底层创新大致有四个方面，一是材料，二是器件（如骨传导扬声器），三是算法（如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算法和图像防抖算法），四是芯片，把算法固化在芯片里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，为解决深层问题提供了方案。我们这样的企业的力量还很小，还谈不上是新功能。

那些粗放、投机、套利、高杠杆驱动资产扩张、劳心劳力赚小钱，不费吹灰之力赚大钱的模式，不调整行吗？ 下一个十年会怎样？我有两个基本判断 转换一下角度，谈谈中国经济的增速。2015年为破7之年，2019年前三季度为6.2%，三季度为6%，稳中缓缓下行。比如，小额信贷公司的助贷业务急剧萎缩。

后果之一是民企成为去杠杆对象。中美贸易战开打有一些影响，但最重要还是资金量急剧下降（2018年新增社融19.26万亿元，比上年下降3.14万亿元）。很早以前，我有一个硕士学生卢峰，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，中国经济里面存在漏损效应。一年之内，中国的资金外流达到1.4万亿美元，外汇储备下降近9000亿美元。

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，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。那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22.5%，在全世界算是最高的。

和前两条不同，这条措施从根本上不完全正确。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取消掉，导致金融机构运营受限。所以，这几年央行发的货币更加接近于美联储的法币。这可以和2016年对比，那年是立竿见影，效果极其明显。

中小民营企业一次贷款只需要500万、1000万，走的流程和贷款5个亿是一模一样，管理成本是一样的，而收益却只有百分之一、二。事实上，长期来说发展直接融资，是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最有效效果。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、长江学者） 进入 姚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杠杆率 中国经济 。股东们相信企业未来的成长性，相信未来股价上涨可以得到更多分红和更高的股价。

要理解这一点，要先从中国的经济周期说起。P2P本来是给投资者和用钱的人做的一个平台，但只收手续费赚钱太慢，只有极少数做的非常标准，大多数公司都做个资金池，拿着钱自己去投资，风险很高。

政府给了2000亿美元救AIG，退出的时候政府还赚了200亿。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也暴露出风险，但他有一套办法把底兜住。

资管新政要求资金来源和投资项目的期限匹配，意在消除支付风险。杠杆率高是不是就一定有问题？比如一个公司有股票，公司觉得未来增长前景好，再发一些股票稀释每个人手中的股票。资管新政要求银行把资管业务剥离出去，成立独立的资管公司，方向是正确的。如果要提高一池鱼的产量还得多投食，大鱼吃饱了，小鱼才能吃到食。小贷公司本该用自己的股本金去放贷，但市场上发明了一个创新业务——助贷。谁去给他们贷款？就是那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。

我们有些处理的显得太草率。反对方的意见是，政府不应该像余永定建议的那样，加大财政和货币的逆周期操作，因为这等于走大水漫灌、加大投资的老路，助长中国经济的虚胖。

按照国家规定，国企杠杆率要降2个点，国企也基本上做到了。国有企业很容易拿到便宜的资金，拿到资金之后他也用不了这么多资金，然后就通过影子银行或者市场里的委托贷款、信托等方式转移到民营企业那里，这在过去是普遍的。

还有小型股份制银行，这些中小银行没有什么存款，资金全部是拆借来的，其他金融机构不给他拆借就可能倒闭，现在工商银行接管了。没有人喜欢地方政府投资，但在现阶段，地方政府投资仍然是经济下行期最有效的办法。

二是中央政府核准的城投债，这个要国家发改委审批，七、八年下来已积累了30万亿元，这是一个巨大数字，风险很高。余永定虽然不认可现有的潜在增长率估计，但坚信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6%以上。然而，争论双方还没有把过去两年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说清楚。那时候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，不应该是让人民币浮动的最佳时机。

可是，抓进监狱以后他就破罐子破摔，更不还钱了：你判我10年，我的公司一分钱不用还了，你就看着办吧。总之，资管新政在严控风险的过程中也限制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，特别是那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，其后果是严重的。

包商银行的教训要汲取。混乱的资金池需要禁止，但正常的产品设计不能取消，否则金融就失去意义了。

但是，民企的杠杆率不降反升，原因是，一方面民企的债务发生堆积—生产因为没有流动资金而停滞，因而无法归还到期债务。三部分加起来是69万亿元，但官方承认的政府债务只有第一类，即24万亿，其它两类都是市场债。

如果没有2016年的刺激政策，2011 – 2015年的景气下降期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但2014、2015两年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低了。市场上利率24%的资金他们愿意贷，说明他们的风险就是高。2017年末银行的传统信贷占社融的74%，但是去年7月份到今年6月底已经上升到96.5%，直接融资几乎消失，直到过去几个月才恢复了一点。去年年底是19万亿元，今年年底会达到24.1万亿元，即今年地方政府增加了5万亿的投资/消费额度。

中国的杠杆率高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是银行主导。表外业务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管制，杠杆率会非常高，风控不完善，转入表内管理，既可以降低杠杆率，也可以加强风控。

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为投资者配置和组合风险。正确认识中国的杠杆率问题 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杠杆率问题。

结构调整的确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，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。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，如中小银行、网贷机构、小额信贷公司等，拿不到大客户，只能去发展中小民企的业务，他们的高风险偏好刚好和中小民企的高风险相匹配。